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，传统的饮食方式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，于是方便、快捷的外卖走进了人们的生活，让人们足不出户便可尽享天下美食，外卖快餐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人们饮食的“新宠”。与此同时，外卖垃圾的增加，为城市垃圾的处理提出了新的议题和挑战。
一、外卖垃圾问题现状
1、外卖餐饮带来便利的同时，产生的垃圾、废物给环境造成了严重负外部性
快速发展的外卖餐饮也给环境造成严重的负外部性——外卖餐饮需要大量的、以塑料和纸制品为材质的包装，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外卖垃圾，给城市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，严重加剧了本来就不堪负重的城市垃圾处理负担，并通过扩散效应，加剧了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污染。
以美团点评为例，根据其公布的财报数据，餐饮外卖交易笔数从2017年的40.9亿笔增至2018年的63.9亿笔，增长56.3%；2018年日均餐饮外卖交易笔数1750万笔。有环保组织测算，平均每单外卖会消耗3.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/杯，这意味着仅美团点评一家企业，每天产生的塑料盒/杯就有6562.5万个。有机构测算，外卖平台每天所用的塑料袋可覆盖42万平方米，大约15天即可覆盖一个西湖。
2、“限塑令”对外卖餐饮业而言往往形同虚设
2008年6月1日起，我国发布“限塑令”，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、销售、使用厚度小于0.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。所有超市、商场、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。
然而从2008年到2018年的十年间，我国塑料餐盒、塑料包装等消耗量迅速上升，到2018年时每年产生大约200多亿个塑料袋，大大超过每年节约的塑料袋数量。其原因在于使用塑料袋等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，政策难以在小型超市、肉菜市场、临街商铺、街边小贩、乡镇小卖部等地方推行；收费袋子每个0.1-0.5元的定价对许多消费者而言难以形成成本压力。
而在外卖餐饮中，尽管许多商家收取例如“餐盒费”的包装费用，但由于外卖餐食必须打包、买家支付的意愿更强，“限塑令”往往形同虚设。
3、可降解材料并非万能，外卖垃圾不由外卖商家处理引发了现实版的“公地悲剧”
一方面，可降解材料不代表100%生物降解。塑料降解一般通过添加玉米淀粉或碳酸钙、“光敏促进剂”等方式实现。通常，如果塑料中含有的可降解成分达到60%，便可成为可降解塑料制品。在特定条件下，生物降解成分完成降解后，剩余40%的不可降解成分会变成塑料碎片，继续存在于环境中。
其次，可降解塑料只在特定环境中才能被大部分分解，而且降解时间长、容量有限、难以鉴别，在现实中只能和普通塑料一起填埋焚烧。
最后，由于可降解塑料餐盒的成本较普通塑料餐盒高，且外卖垃圾多有城市环保部门回收处理，外卖商家不必为外卖垃圾的处理支付额外费用，商家的逐利性引导其不顾环境承载力、城市治污成本等问题，使得外卖垃圾成了现实版的“公地悲剧”。
二、外卖垃圾治理问题复杂
外卖行业发展迅速、前景广阔，但起步较晚，自身还存在着诸多问题。由于外卖垃圾治理主体的缺失，“谁污染、谁治理”的基本环保原则无法在外卖垃圾处理过程中实现，最终只能是让整个社会为这个新兴行业承担环保代价。
目前消费者垃圾分类意识较低、外卖平台和商家社会责任不足。外卖垃圾治理问题复杂，解决外卖垃圾治理问题需要政府、企业、社会和消费者多方共同参与，协同治理。
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影响垃圾治理有效性的关键驱动因素，同时还应看到，城市垃圾协同治理难点在于：
（1）治理主体碎片化：政府间不同部门缺乏协同，多层级政府之间协同阻力大；政府与企业、社会组织和公众协同重视欠缺，存在信息孤岛，难以实现协同治理。
（2）利益表达机制缺失：政府、企业、社会组织和公众等主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反馈，致使各主体参与治理被动化，同时存在“缺位”现象。
（3）监管机制不完备：存在着实体性规范不足，程序性规范欠缺，制度落地性不强。
三、思考与建议
针对这些问题，建议从政府角度利用经济税收杠杆降低环保餐盒成本，对可再生资源的回收处理进行补贴，进一步明确外卖垃圾分类、处理过程中各方主体的责任，培养国民素质等。
从平台角度强调联合厂商搭建餐具生产、回收及处理平台，承担企业社会环境责任，对外卖包装进行监管同时联合商家做好消费者环保意识宣传等。
从企业角度，餐饮商家可对外卖包装优化，餐具生产企业承担处理责任并加强研发等。
从消费者的角度，主要是树立意识、积极行动，即在选购外卖商品时尽量减少一次性包装材料、餐具等的使用。
